摘要：其四是行政规制必须具有正效益。 ...
法谚有云：无救济则无权利，而无论个人的权利，还是民族的，大凡一切权利都面临着被侵害、被抑制的危险—因为权利人主张的利益常常与否定其利益主张的他人的利益相对抗—显而易见，这一斗争下自私法，上至公法和国际法，在法的全部领域周而复始，[58]因此，必须明确被规制主体以及利害关系人法律地位，完善法律救济制度，方能实现行政规制法治化目标。
或许有学者认为，法人所有权也是一个抽象概念，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存在不少争议。[90] 一旦确立了法人所有权，那么前已述及的将抽象意义上的确需存在的国家所有权解构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以及将抽象意义上的集体所有权改革为公民个人所有权、私法人所有权和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就有了法理依据。
而市政府的法人所有权由其上级政府投资。[85] 李松森：《中央与地方国有资产产权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70页。在主体制度上，或取消国家所有权，根据法人制度理论将其确定为各级政府(公法法人) 的公共所有权。[27]国有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进一步助长了国有垄断经济现象。[44]我国台湾地区也是一直实行国家、省、直辖市、县（市）和乡（镇）分别所有。
[22] 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49页。[28]对于中方，虽然此案例按照《公司法》股东下属子公司之间的责任关系未必败诉，但面对国际法则，足以道出了国家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性和面临的实践风险。这是近年关键词研究方法渐兴以来，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论作。
肆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自我封闭，与之相对则有两次开放不过，在此过程中，宪政的意义却变味了。古昔盛时，无不广采舆论以为行政之准则者，特未有议院之制度耳。又如，在宪政编查馆会奏各省咨议局章程及案语并选举章程折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说道：东西立宪各国，虽国体不同，法制各异，而要之，无不设立议院，使人民选举议员，代表舆论，是以上下之情通，而暌隔之弊少。
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4}李秀清：清末最后10年外国宪政的输入，载何勤华、李秀清：《外国法与中国法——1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若检索光绪新法令·宪政，就会发现各国、列邦等词汇出现之频繁。现在系统地将此点校出版，相信这对于系统并清晰地理解清末这一特定时期所谓宪政的轨迹和历程、广度和深度、意义和得失，均为助益有加。因此，清末立宪不得不走移植、借鉴外国经验之路，已属显然。【注释】[1]1906年《东方杂志》之临时增刊有两个专栏——舆论一斑和外论选译，对此有详尽介绍。
（3）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的宪政编查馆会奏遵拟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应行筹备事宜折，并附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其次，从上谕、奏折及案语中，我们又能读出那时的宪政是否有着特殊的含义？无可否认，宪政的概念源自西方，但至今各家众说纷纭，实无定论。下逮两汉三老啬夫，历代保甲乡约，相沿未绝。把光绪新法令划分为十三类，将前述法规、章程纳入宪政，位列第一类，这大致应该是在日本受过法学教育的这些编辑者思考、斟酌的结果，可能一定程度地也体现了当时关注立宪活动的有识之士对于宪政外延的基本共识。
周礼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即名为有地治者，实为地方自治之权舆。以上是有关宪政的范围，若要真正理解清末宪政，我们应该首先对此有所了解。
而将宪政与富强的直接嫁接，这样的语境转换，显示了宪政理念的先天不足，也就注定了清末宪政结局的暗淡。最先关注西方宪政的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们，及积极介绍西方宪政思想和制度的王韬、郑观应等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还有其后立宪论争中的双方，诸如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与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他们在阐述西方宪政时各有自己的出发点和侧重面，但却如出一辙地均将宪政与国家富强相联系，只是表述上有显晦之别罢了。
一是重申先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强调非教育普及，则民智何由启发？非地方自治，则人才无从历练。不过，研读奏折和案语之际，还令我有了另一种强烈印象，即上奏者还试图从中国传统中寻找近代西方式的宪政制度，或者说，他们尽力将西方宪政与中国传统进行对接。{2}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那时早大的政治经济科，所学并非今日所谓政治经济学，而是广泛涉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史学等领域，其中，法学课程包括国法学、法学通论、日本宪法与行政法、民法要论、刑法、行政法、商法要论等{1}（P.59），几乎涵盖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学主干课的一大半。（6）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908年12月23日）的度支部奏遵拟清理财政章程折。……观于今日，国无强弱，无大小，先后一揆，全出宪法一途。
先是器物，后是制度，新思潮、新观念相继被介绍引入。在日俄和约尚未签订之际，江苏名士张謇在《致袁世凯书》中就提出了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观点，即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
他毕业回国后，曾任福建法政学堂监督兼教务长、教育部福建学务视察员等职，后入外交界。回国后，他出版了《经济学各论》、《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等译著，并在《东方杂志》等期刊上发表了译（论）文若干。
在回顾、描述清末变法时，学者们常喜欢引用谕旨中的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仿行宪政、参用各国成法等词句，以说明包括立宪在内的清末变法是在仿照、借鉴西方国家制度和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不论上奏者们是发自内心地以为中国传统中确实有与近代西方宪政相似或相通的理念和制度，还是纯粹为了提高奏折的说服力及所拟定法规、章程的最终被采纳的目的，也不论如此将西方宪政与中国传统进行对接是否完全的突兀、牵强，抑或确有部分的合情、合理，但这却给予我们以启示，那就是，在讨论清末立宪的方法时，不能顾此失彼，既要关注仿行宪政、参用各国成法的举措，也不能熟视无睹揆以中国情势、折衷本国之成宪的努力。
另一是著在京各部院、在外各省督抚，迅即将君主立宪国政体，博考各国成案，慎选各人论说，督率所选各员分班切实研究。它们依次是：（1）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1908年7月8日）的资政院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并附拟成的资政院院章第一章总纲、第二章选举。对此，王人博教授的研究心得尤其值得提及，其观点很令人赞同。而在清廷官方一侧，从下令承诺变法开始，就将其与国家富强直接相链接。
因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9）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09年1月19日）的学部奏编辑国民必读课本简易识字课本大概情形折。
同时，还附宪政编查馆通咨各省设咨议局筹办处文和宪政编查馆通咨各省咨议局预算决算办法文。历史进入19世纪，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清王朝的统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这预示着社会变革运动的即将来临。
回国后，他除参与《大清法规大全》的编辑、整理之外，还出版了《调查户口章程释义》（1911年）、《法制概要》（1914年）、《中华民国国会组织选举法浅释》（1923年）等著作，并发表了《中华民国之宪法》（1913年）、《比较共和国宪法论》（1913年）、《评宪法起草委员会之议决各项》（1913年）等数十篇论文{2}（P.668），还曾担任《法政杂志》主编、浙江省咨议局议员等职。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出使大臣回国后，在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中，更是大大夸奖了宪法的功用——宪法者，所以安宇内，御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也。{5}夏新华：让历史告诉未来——近代中国宪政得失之评说，载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实行君主专制，在这种体制下，治国之本在于君明臣良，归根结底实行的是人治，与法治相差甚远，更不会与包含这些基本内容的西方意义的宪政有任何联系。李秀清，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而在近代中国，由于缺少接纳宪政的基本前提，导致出现了语境转换，宪政价值大体上被分为了两个层面：在最高层，宪政被认为是一种拉动力，牵引着国家的强盛。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
不过，西方意义的宪政，一般包含着民主政治、限权政府、人权、法治等基本内容。上述九方面是否涵盖了光绪朝最后八年新政中的所有宪政，抑或所有这些法规、章程纳入宪政是否均为妥当，这可能都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譬如，在资政院奏拟订资政院院章折中，引用《大学》中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及《孟子》中的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等，来说明立宪国之有议院，所以代表民情，其议员多由人民公举的合理性，并断然提出了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会之先声的论点。（5）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1909年1月1日）的民政部奏调查户口章程折，并附拟成的共11章40条的调查户口章程。
